性的，变成政治权力与农村社会的连接点。他们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成员，也是官员的候补人，也可以经过亲戚故旧的网络，将政治的消息传播出来。

    在现代西方，中产阶层上升，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。1930年以后，从美国开始，接着欧洲，高税使得托拉斯不集中，上面的财富分散，中层企业的人员变成中产阶层，经济愈发达，中产阶层愈大，所以才有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。这个结构不算稳定，比较稳定的是金字塔结构。中间这一批是中坚分子，下面是劳苦的大众，没有知识，没有力量，要靠中间的领导，这批人是上面与下面的联系点，也是上面意图的缓冲点，支持上面，领导下面，也依靠下面，抗衡上面。中间的阶层不会造反，造反的是底层和边缘人，洪秀全就是边缘人。曾国藩就不会造反，因为他是权力阶层的一分子。不单中国有金字塔结构，任何现代社会都是金字塔结构。

    士绅阶层和中产阶级不一样，现在所说的中产阶层是在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。都市化只是城市历史，资产阶级不是工厂主，也不完全是地主，财产可能是少部分农产，农田支持着城里过日子，或者是城里有工厂，有商店，有资产，收入不是薪水。无产阶级则是靠工资过日子。中国城市的工商业，在明代以前跟士大夫是分开的，明代以后跟士大夫合流。

    江南士绅阶层的顶尖是士大夫，但通常也维持不了三代。江南的士大夫，一般是州县官的家庭就算不错了。我们迁到无锡，第一代的祖宗是安徽布政司，最后奉派担任湖南巡抚，可是圣旨到时他已经死了两天。那时淮北水灾，他七十二岁了，日夜辛劳救灾，累死在任上。他在无锡之后的三代都是道府州县官，在无锡算是不错的一家了，但财产不多。江南一个州县官的背景可以维持两代的话，在地方上算不错了。如果自己没有做官职，前两三代有官职，或是家室结婚谊，门当户对，耕读传家。有些人在乡下种田，但一定都读书，族里一定有学校，家里一定有私塾。私塾不一定只收自己家的子弟、亲戚的子弟，邻居的子弟，都可以招收，这种私塾的老师都不在举人以下。

    在无锡，亲戚朋友之间有小型的文会，谈谈说说，喝喝酒。太湖边的鼋头渚、万顷堂就是地方文会之处。十天或者一个礼拜聚会一次，随便谈说，讨论时事，会写诗的比比诗，哪篇文章好的在那儿念念，谁家里有字画的拿来欣赏欣赏，有诗人、画家、文人朋友，带去和大家见个面。书包 网 8 想看书来

    第二章 辅仁中学2

    新公园是无锡的一个小公园，里面有个茶馆，是士绅喝茶的地方。最里面的一间十来个人，是头一等的领袖，县长每天要到那里喝茶。外间是一般的士绅，人不定，有的来，有的不来，十人。外面大间坐的是商店、银行的一般人，要有所请托，到这儿来。这里是权力机构，消息在这里传播，决策在这里决定。里面的十来个人听外间的十人传来民间想法，告诉县长，该怎么办，这是不正式的议会。每人吃碗面，洗热水脸，喝茶，到上午11点回家。

    我们地方上有个善堂，是救济院，有托婴堂，这都是士绅的钱办的。托婴堂门旁边有个洞，洞里边有摇篮。父母在墙外面掀开盖子，把娃娃摆进去，里面垫着草，铺好被单，一拉铃，从里面掀开盖子，抱走娃娃。里面不看是谁摆的娃娃，不能问父母，通常是贫寒人家无力抚养的孩子，也有一些是私生子。孩子大了，在堂里上学，之后看性情能力，男孩子送出去做学徒，或培养他们上学校，女孩子做女工，或者由媒人说合嫁出去。

    红字会是地方上的宗教性慈善团体，全国都有。我祖母就是无锡红字会副会长，她们要捐钱、捐衣服、捐粮食、接济当地的孤寡穷困，冬天给寒衣，新年给粮食，夏天施药。我祖母带红字会的人在家里聚会，我都看见过。

    抗战胜利以后，我父母住在上海、厦门，我住在无锡，就要遵照惯例，按时送礼。我们家有老佣人，他会记得清清楚楚，谁家亲戚婚丧喜庆，他就提醒我要送礼了。更亲近的人家我要亲自上门。老佣人不记得的话，城里有个人会记得，这个人知道全城的社会关系，他是专业的，有个本子，负责联系菜馆、乐手、搭棚子的、租家具的、煮茶的。这个人就是社交行的头头，哪家人做婚丧喜庆，他会替人家包这个业务，同时负责告诉谁是你家的亲戚，什么关系，会负责帮你通知，人家会送礼。士绅阶层靠这样子的网络维持，不只是考科名、任官职而已。

    无锡的士绅，在明清以后，会有一个儿子读书上进，其他的儿子如果不喜欢读书，便做生意，宦与商分不开。我们家在太平天国后死了一大堆人，二十六个男丁剩下五个两个大人，三个大小孩。我的曾祖父等人要过日子，就不能靠读书，我有一个曾祖父的哥哥做了仓厅的提调，地主农夫收了粮，卖给仓厅，钱存在仓厅，需要钱时问仓厅拿钱，像银行一样，等于存粮取钱。其他钱放出去做资本，收利息，这是商业行为。我祖父做了幕府，我父亲是为政府服务，我二叔在银行工作。但是我父亲薪水较高，跟我二叔联合起来投资，创办了一家绸缎店，在无锡由我祖母的内侄经营。我二叔自己又和几个亲戚合开了一家电影院，官商并不分开，不止我们一家，无锡家家如此。

    钱锺书的伯伯和爸爸是双胞胎，他的爸爸是文学家、学者，他的伯伯是商会会长。钱锺书是他伯伯教大的，不由他爸爸教。他伯伯没做过官，但学问底子很好，一辈子在各种行业里投资，股份也不大。他这个无锡商会会长等于士绅的领袖，他也是江南总商会的会长。这对弟兄，两个职业，在别处想象不到一起，但在无锡是很自然的事。

    这种现象用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很简单，就是资源的控制，控制人的资源，控制财产的资源，婚丧喜庆，亲戚世家，构成网络。婚姻是一个长期的网络，婚丧喜庆的交往，是时时刻刻提醒网络的存在。到了1940年代末，无锡的社会网络变化不大，因为这个阶层根深蒂固，而且枝丫拉得非常宽。

    第二章 辅仁中学3

    东林遗风

    在明朝时，江南士大夫的力量很强，看不起中央政府，对王朝政治非常不满，所以把书院作为针砭时政的地方，也可以在邪恶的世界里砥砺对方成材。东林书院是宋朝杨时先生南渡设立的，但真正兴盛是在明朝万历年间。当年东林书院可以住上两三百个学生。后来东林书院只剩了一个祠堂，辅仁中学就在祠堂的侧面。

    东林书院的旧址里有一块不太大的地方，两幢房子，一边是高中，一边是初中，今天都归到东林书院里面去了。无锡政府按照东林书院的原图修复，恢复了当年的四分之一吧，花了点心思，考查各处明清的建筑材料，门、石头、牌坊都是各处拆了房子搬过去的。我们家的宅子被征收，拆了，一对抱鼓石就放在东林书院门口。

    抗战胜利之后，江南一带的教育很现代化，都是好的学校，好的学生。从宋朝起，东南就富庶，教育程度就高，明朝时江南地区没有文盲。江南的教育很特别，除了苏州是文人聚居以外，别处不太走科举制度，都做实学，尤其是无锡、常州，王阳明门下的子弟有“实学派”。苏州是文艺中心，写诗、小品文、散文，文人很多。无锡的风气却是经世致用为主。西潮东来，上海有了江南制造局，讲求新学，打开许多新的窗口。在上海西方传教士发行的刊物，也传播到周围。无锡首当其冲，风气大开。

    辅仁中学是由四个在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无锡人回家办的，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，但这四个人不是教会的人。我们两百个学生基本上都是江南师生。江南的士大夫跟别处不一样，我祖父会演算代数，即中国的天元术。从南宋起，无锡数学就好，华家、秦家、孙家，世世代代互相教数学，传统数学和西洋数学混在一起。辅仁中学的老先生也教我们实学，譬如教国文的老师，要花很长时间考证一个词给你听。我们最注重的是经世致用之学，江南制造局第一批翻译数理科学的人中有不少无锡人。

    我们学校一直保持小规模。上海印刷局教科书，英文教科书是从印度运到上海来的。留洋外国，广东人多于江苏人；回来服务，在本乡传授西方教育，江苏人多于别处。无锡人读了英文以后，到上海出洋留学，做贸易，做银行。

    我们家族里一直有几十亩田的收成属于家族的公款，用来供祭祀、济寡妇、供学费。我们每个孩子上学都有学费拿，我上辅仁中学时，还拿了学费，等于是奖学金，叫“膏火资”。

    以前不敢想象我能到学校读书，因为我的手脚情形那么坏，上海一般的中学都是楼上楼下，而且我的知识程度乱七八糟。回到无锡以后，父母亲说去试试看，我两个哥哥都在辅仁中学读过，学校离家只有五分钟路。我父母从来不为自己孩子上学去交涉，这是他们第一次为孩子找学校“我们的儿子是特殊的情形，不能剥夺小孩子读书的权利。”小学校就很容易商量，让我去试试看，但是有一个条件第一学期就要及格。

    我们读的教材跟教会学校的教材几乎一样，一半的课程是英文教学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，都是英语教材。我是用英文读数学的，这是很奇怪的做法。辅仁中学师资非常好，1950年以后，很多老教员被分配到大学教书。当时江南好学校不少。从扬州的扬中，上海的上中，到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太仓、江阴，每个县都有优秀的中学。最近南京大学的朋友告诉我全中国的院士人数，北京第一，上海第二，无锡第三，苏州第四，无锡一个地方出六十个院士，辅仁中学出十二个。这就是江南的教育。电子书分享平台

    第二章 辅仁中学4

    在读辅仁中学之前，我受的教育不在系统知识范围之内，随机抓到什么读什么。辅仁中学对我的帮助极大，学校里最好的学生组织小班，选课制度不像现在一年级选课用一样的书，是跳跃的。他们把我分到小班里，抽调最好的学生彼此学习。但是这个小班不是因我而设，本来就有了。我们小班十来个学生，我进去时程度最差，因为我底子一直不好，由他们带我到一定地步，很快我也跟得上了。高中三班，淘汰率很高，等到考大学时进的都是全国最好的大学。

    语文和数学只要摸上路的话，很容易学，天下最容易学的就是数学，因为数学没有例外，最怕的就是有例外。像化学、物理也有例可循，也很容易学。在学校里，班上办壁报，有补白的地方，就让我去写。我们几个同学都会写，我会写并不稀奇。辅仁中学使我从不成系统的学习，变成有一套系统，只有自由制的中学才可以这样。以前看到翼云能去读书，我当然很羡慕，进入辅仁中学，我也如愿得偿，心里好过多了。

    在辅仁中学时，沈致平先生、裘维霖先生给我印象很深，我当年受这两位先生益处甚多。我们的老师都能兼教别的课，堪称全能，真是了不起。他们有能力在大学任教，但是他们宁可留在无锡教家乡的子弟，真是全心全意奉献。

    杂读群书

    我小时候读书甚杂。我父亲读什么书，我就跟着读什么书，像宋朝的名臣奏议东莱博议。开头莫名其妙，慢慢也就看懂了文言文，我父亲把文章分析给我听，对我很有帮助。

    我最早看的书是武侠小说，因为我舅舅在看，我和我弟弟也拿来看。武侠小说是碰到机缘就看，著名的武侠小说，我没看的不多。我十来岁就开始读史记，父亲说“你别老看武侠小说，好好看看史记。”史记写得很好，有感情，司马迁是“一家之言”。史记里加了很多合理想象，左传更是如此，哪里有夫妻夜里商量事情，作者都知道不但中国史书如此，西方英雄传也是如此。

    抗战时，我读了一批报刊，像大公报、观察、时与潮，还有旧的东方杂志。巧得很，我们在重庆住的地方是申新纱厂的产业，舅舅住在楼下，书房有很多杂志，有整套东方杂志，也有梁任公的全集。我有父亲和舅舅的书报可读，从那时候起，我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。

    我父亲也不是有系统地教我，其实是随机指点，比如他听bbc，了解欧洲的战局，会讲给我听，因为我听不懂英文。他把地图挂在墙上，告诉我战争打到哪里了。他要找听众，我是唯一的听众。

    我父亲完全是受英国教育，我的英文不是他教的，是到了辅仁中学才学的。之前我只懂abcd，辅仁中学英语教法真是好，有一半教材是用英文写的。沈致平老师教得好，他不背文法，不背课文，讲句子结构，讲文章结构。他一上课，在黑板上写一个字，